1. 书信日记是铭刻精神本源的红色底稿。首先，书信日记是伟大建党精神形成过程的微观实证载体。一方面，书信日记具有私密性、真实性特征，为考察伟大建党精神如何体现、如何彰显提供了文本素材。作为“私人文献或个人记录资料（personal documents），具有典型的私人书写及非公共传播特征”[5]，它呈现书写者的理想信念、价值追求等，使抽象精神通过具象化的文本载体表达出来。另一方面，书信日记具有连续性、过程性特征，为考察伟大建党精神如何生成发展提供了文本依据。通过梳理书写者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和内化、对革命斗争实践的经验总结等，既可透析个人成长轨迹，亦可揭示伟大建党精神从自发到自觉、从隐性到显性的动态过程。

      其次，书信日记为理解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独特的认知视角。相较于其他文献的纲领式、概述式表述，它呈现出微观式、精细化、过程性的叙事特点，“为历史事件、社会事态提供更为具体的细节和更为详备的语境，起到补史之阙、纠史之偏的作用”[6]，填补了宏观叙事在观照个体精神层面的不足，开创了从个人生命史、组织建设史等维度解读伟大建党精神的新路径。在个人生命史层面，它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特定历史处境中的理论思考与价值抉择，为理解伟大建党精神在个体层面的孕育过程提供了文本参考；在组织建设史层面，党内成员间的书信往来，体现了理论观点、实践方略在组织内部的传播，揭示了伟大建党精神从个体认知升华为政党集体共识的过程。

      2. 书信日记是开展精神教育的生动教材。伟大建党精神通常以体系化、理论化样态存在于党代会文件以及党和国家领导人讲话中，但在宣传教育中易成为口号化、文件化、空洞化的宏大叙事，既无法完整呈现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也难以满足群众多元化的精神诉求，“这种自上而下的话语表达方式容易在话语客体心中产生权威感、畏惧感”[7]（P254），脱离群众的生活实际。因此，如何将伟大建党精神从政治话语转化为群众喜闻乐见的生活话语，是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育亟待解决的问题。

      书信日记既生动诠释伟大建党精神的丰富内涵，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了生动素材。一方面，书信日记的故事化、场景化叙事与群众生活实际具有亲缘性，使伟大建党精神教育突破宏大叙事的局限，将崇高的政治理想宣介转化为更加生动直观的生活话语，将抽象的精神理念教育转化为适应群众认知水平的内容。另一方面，书信日记推动伟大建党精神教育从直观感悟向理性认知的跃升。立足书信日记开展伟大建党精神教育，有助于群众切身体会其中彰显的精神特质，从对伟大建党精神直观性、现象性的感受，深化至对其“为何产生”“如何体现”“有何作用”等反思性、根源性问题的探求，进而强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理性认知。

       3. 书信日记是激活价值认同的精神密码。首先，书信日记推动伟大建党精神从历史记忆到时代精神的赓续。它不仅是彰显伟大建党精神的文本载体，更通过集体解读、代际传承实现伟大建党精神在新时代语境下的意义再生产。作为中国共产党人交流思想、凝聚价值共识的媒介，书信日记往往包含对革命事业的期望、对革命同志的激励以及对党组织的承诺等内容。这些文本在革命共同体中传播互动，既升华了中国共产党人个体精神的价值，使其获得政党的集体性认同，又在代际传递和历史对话中，推动个体精神不断被挖掘、传承与形塑。在此过程中，建党精神也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最终凝结为适应时代发展的精神符号，实现从革命年代的历史记忆到具有持久效力的时代精神的赓续。

      其次，书信日记推动伟大建党精神从知识传递到价值认同的跃迁。不同于传统意义上单方面的知识传递，读者在阅读书信日记的过程中，既接收其中的一般性知识信息，又能直观感受书写者的生命经验和情感意志，体悟其中极具人文温度和现实关怀的精神表达，进而见证书写者在革命实践和价值抉择中的思维轨迹。通过自觉代入书写者的历史背景和价值立场，读者在对照检视中深刻体认书信日记所承载的价值理念，实现从外在知识接受到内在价值认同的跃迁。由此，书信日记不仅使得伟大建党精神作为一般性知识体系被接收、被传递，更使其作为一种价值信仰被吸收、被内化，进一步增强了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认同感、归属感。

       1.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以信仰为炬的真理求索。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生成的历史轨迹。从发生机制来看，一是为中国共产党人接触马克思主义“真理”提供了历史契机。瞿秋白在回忆十月革命对个人思想的影响时提到，“社会主义的讨论，常常引起我们无限的兴味”[9]（P27），并因此明确“研究共产主义，俄共产党，俄罗斯文化”[10]（P66）的决心。二是揭示马克思主义著作是信仰共产主义的重要载体。杨闇公在日记中记录了选择马克思主义的思考过程：“午后阅《唯物史观》的浅释，始知马克思学说真谛所在。”[11]（P139）这一过程展现了通过阅读经典著作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路径。三是体现中国共产党人在与错误思潮的论辩中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认识的过程。蔡和森赞同陈独秀对当时诸种反社会主义言论的批判，在给陈独秀的信中，他对乌托邦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等错误思潮“一律排斥批评，不留余地”[12]（P324），体现了他拒斥各种错误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真理的决心。

       从发生过程来看，一是表征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转化为革命策略的过程。蔡和森分析中国社会危机后指出，中国的改造“完全适用社会主义的原理和方法”[13]（P87），并主张“明目张胆正式成立一个中国共产党”[14]（P115）。毛泽东回信表示“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15]（P116），生动诠释了他们对将马克思主义运用于中国具体实际的思考。二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投身革命斗争实践中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过程。李大钊入狱后始终坚贞不屈，临刑前宣称：“不能因为你们今天绞死了我，就绞死了伟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世界、在中国，必然要得到光荣的胜利！”[16]（P220-221）这一宣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斗争中淬炼的坚定信仰。

      书信日记中关于理论思考与信仰自白的表述，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的学习和吸收过程，展现了将共产主义内化为价值信仰的轨迹，表征着伟大建党精神中“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精神内核。

      2.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以行动践诺的使命自觉。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生成的历史轨迹及文本样态。从发生机制看，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近代民族危机的自觉回应。杨闇公在日记中提出“外而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侵掠……内而铲除封建的割据，实现平民政治”[17]（P197-198）的目标，彰显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之际的使命担当。二是凸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疾苦的深切体认。俞秀松目睹军阀统治下的社会惨状后，“感觉着社会上和我们同样苦痛或更苦痛的许多人，驱使我的良心不得不去打破这种种苦痛的根源”[18]（P233），并明确了“救中国最大多数的劳苦群众”[19]（P230）的革命志向。

      从发生过程来看，一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致力于改造社会的真挚情感。早在南开读书期间，周恩来就立志“做为社会开路的事”[20]（P3）。他在给表兄陈式周的信中写道，“虔心考查以求了解彼邦社会真相暨解决诸道，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21]（P24），体现了投身社会改造事业的使命担当；恽代英在给友人的信中以“盼望在那里为人类真做一点事”[22]（P156）的质朴表达，道出其“长谋社会的根本改造”[23]（P88）的崇高理想。二是表征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实践中坚守初心使命的过程。陈独秀在致章士钊的信中驳斥了司法部对中国共产党所谓“内乱罪”的污名化指控，强调其宗旨是“推翻压迫中国民族的帝国主义，推翻扰害全国人民的军阀政治，建设真正独立的民主的国家”[24]（P390），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斗争实践中对初心使命的坚守。

      书信日记中关于忧患意识与救国情怀的文本表述，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为历史使命，表征着伟大建党精神中“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精神内核。

      3. 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以热血铸就的革命气节。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表征着中国共产党人牺牲和斗争精神生成的历史轨迹及文本样态。从发生机制来看，一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共产主义理想驱动下形成的牺牲与斗争精神。关向应在赴苏联学习前写给叔父的信中写道：“爰本斯义，愿终身奔波，竭能力于万一，救人民于涂炭，牺牲家庭，拼死力与国际帝国主义者相反抗”[25]（P16），体现了勇于直面艰难险阻、甘愿舍弃个人安危的精神品质。二是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在民族危亡与阶级压迫的催化下形成的牺牲与斗争精神。杨闇公在日记中记载了民族危机对其革命意志的淬炼：“见着外国帝国主义和国际帝国主义势力，沿岸无不受其压迫的样子，又令我心痛不已。奋斗的雄心油然而生，内心的信仰愈见坚决。”[26]（P125-126）他在日记中运用“泪、血、汗”[27]（P110）的叙事隐喻，将个人情感升华为为民族解放献身的革命气节。

从发生过程来看，一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淬炼斗争精神。瞿秋白在致季诺维也夫的信中提出，无产阶级需自觉投身民族革命，“他们从这一斗争中才能变得更坚强、更自觉和更有战斗力”[28]（P122）；陈毅安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我们要冲破压迫阶级束缚我们的藩篱，我们唯一的法门——勇敢奋斗！”[29]（P57-58）二是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人在直面生死考验中的精神升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袁国平率部奔赴鄂西前线，临行前给母亲寄去一张照片，并在背面题写道：“此行也愿拼热血头颅，战死沙场以搏一快，他日儿若成仁取义，以此照为死别之纪念。”[30]（P26）

书信日记中关于斗争意志与牺牲精神的文本表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的决心，表征着伟大建党精神中“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精神内核。

      4. 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以生命为契的忠诚品格。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记录着组织纪律和人民立场生成的历史轨迹。从发生机制来看，一是体现无产阶级政党的组织原则及纪律要求。谢觉哉在日记中以隐晦笔法记载毛泽东、何叔衡参加中共一大的事宜：“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赴全国〇〇〇〇〇之招。”[31]（P49）因反动势力猖獗，他在日记中不得不以五个圆圈代指“共产主义者”，反映了他对党的组织纪律的自觉坚守。二是体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人民立场的塑造。沈志昂在给妻子的信中强调：“勇敢的牺牲了个人的幸福，谋公众的幸福。这是我的目的。”[32]（P67）短短数语，既承续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舍生取义”的道德理想，又彰显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鲜明特点。

      从发生过程来看，一是揭示了无产阶级政党组织纪律内化为中国共产党人行为准则的过程。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撰写的自传中郑重宣誓：“我来莫的时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坚决的把我的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从此以后，我愿意绝对的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争斗！”[33]（P28-29）这一宣誓彰显了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坚决执行党的政策的组织纪律性。二是呈现为人民幸福奋斗的精神底色。王尔琢在给父母的诀别信中写道：“为了让千千万万的母亲和孩子能过上好日子，为了让白发苍苍的老人皆可享乐天年，儿已以身许国，革命不成功，立誓不回家。”[34]（P40）信中既流露出对亲人的愧疚与牵挂，更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将个人命运与人民幸福紧密相连的价值追求，成为无数革命先烈为人民解放事业前赴后继的精神写照。

      书信日记中关于组织纪律与人民立场的文本表述，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组织纪律的自觉遵守和对人民利益的价值承诺，表征着伟大建党精神中“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精神内核。

       1. 构建书信日记专题模块，创新课堂教学方式。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承担着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使命。因此，有必要挖掘整理书信日记资源，将其有机融入伟大建党精神教育的各个环节，促进学生在思政课教学中深化对建党精神的理解和认同。

      第一，开展书信日记的分类汇编工作，构建专题教学模块。现行思政课教材“在结构性、功能性上追求全面、完整”[36]，书信日记因内容分散常作为“补充材料”或“拓展阅读”加以呈现。对此，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需充分发挥书信日记作为精神传承载体的史料功能和实证价值，挖掘整理彰显建党精神的内容，构建与教材章节相配套的专题模块。如充分挖掘书信日记中关于“理想信念”“初心使命”“牺牲精神”“组织纪律”等文本内容，与思政课教学体系中的理想信念教育、爱国主义教育、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等模块相衔接，增强书信日记融入思政课教学的系统性和针对性，提高教学说服力。

       第二，立足书信日记开展互动型教学活动，创新教学方式。当前思政课教学存在囿于教师讲、学生听的传统“讲授型”教学模式，“教师讲授和学生学习被截然分为两个时空场域，导致教与学的分离”[37]（P205），造成课堂教学与学生体验的割裂、学生参与度低。对此，需充分发挥书信日记在教学实践中的育人功能，以其为线索设计议题，通过故事化教学、创意写作等让学生在模拟历史情景中感悟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和发展，有助于提高学生对教学内容的认同。如将书信日记融入剧本杀、情景剧，增强情感和历史情景共鸣；举办“对话先辈”写作活动，让学生在跨时空对话中体悟伟大建党精神。

      2. 打造书信日记精品党课，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干部教育培训是建设高素质干部队伍的先导性、基础性、战略性工程”[38]（P4），将伟大建党精神融入党员干部教育全过程，是锻造高素质党员干部队伍的重要环节。因此，有必要将书信日记融入党课教学过程，探索党日活动新形式，切实增强党员干部教育的实效性。

      第一，深度挖掘书信日记资源，打造精品系列党课。当前一些党课教学中存在同质化、抽象理论灌输等问题，易沦为口号式宣讲，难以引发党员的思想共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必要深度挖掘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资源，系统收集整理革命先烈的亲笔书信、工作日志、战地笔记等一手史料及地方党史文献等，将其嵌入党课课程设计，打造系列精品党课。在党课教学过程中，“探索推广案例式教学、探究式教学、体验式教学、互动式教学、专题式教学、分众式教学等教学方法”[39]，通过对书信日记的历史背景、主要内容及精神内涵的系统性阐释，有助于增强党课教学的吸引力，促进党员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深度共鸣。

      第二，创新书信日记呈现形式，丰富主题党日活动。当前基层党日活动主要以线下参观、听取讲解等形式为主，出现了部分党员参与积极性不高，学习过程浮于表面等现象，导致党日活动的教育效果不佳。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有必要依托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打造“书信日记+”主题党日活动。如在“七一”“烈士纪念日”等重要节点，开展红色家书共读活动，组织党员集体诵读、研讨革命先烈家书，通过撰写读后感、角色扮演等方式，增强对伟大建党精神的情感体验；开展“书信日记寻踪”实地研学活动，组织党员探访书信日记作者故居或事件发生地，对照书信日记中的文本内容开展实地教学，使党员在切身感受书信日记营造的历史场景中深化对伟大建党精神的认同。

      3. 优化书信日记内容生产，赋能公众沉浸体验。在数字化浪潮全面重塑传播生态的背景下，公共传播以其全景式、沉浸式的表达方式，为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开辟了新路径。因此，有必要发挥书信日记在建党精神传播中的叙事功能，完善书信日记的内容生产和传播，赋能公众对建党精神的沉浸式体验。

      第一，优化书信日记的内容生产，完善相关内容推送传播。目前，建党时期的书信日记已经引起了媒体平台的注意。但是大部分媒体平台主要是孤立地呈现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中的某一片段，注重“是什么”忽视“为什么”的解读，缺乏对历史背景、人物关系和精神内涵等的深度挖掘。针对当前书信日记内容生产和传播中存在的碎片化、浅表化的问题，有必要提升建党时期书信日记内容生产的深度，鼓励媒体平台围绕书信日记展开深度长文、系列专题等系统性解读，重点阐释书信日记背后的价值追求与精神状态；对叙事完整、传播效果好的内容，在抖音、哔哩哔哩等平台重点推送。

      第二，强化书信日记的技术应用场景，构建沉浸式体验空间。在数字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的呈现仍以信件展陈、纸质出版等传统形式为主，形式创新不足，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书信日记的传播效果。因此，有必要充分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构建深度沉浸的融媒体叙事场域，将书信日记中蕴含的精神样态加以可视化呈现。如通过VR、AR技术还原书信日记的历史场景，将革命先烈的写作场景转化为可交互的数字空间，让公众沉浸式地感受伟大建党精神；利用AI生成技术将书信日记改编为互动影视、叙事游戏等新型文化产品，使公众通过情境代入、角色扮演等交互形式获得沉浸式的情感体验，实现对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认同。

注释：

①作者注：对于早期中国共产党人书信日记的文本界定问题，本文以党的组织形态和革命任务为划分标准，将早期中国共产党的时间范围界定为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至1927年大革命失败。研究文本涵盖该阶段党的创始人、革命先驱及重要党员在革命实践中撰写的私人书信、家书、工作日记、读书笔记、遗嘱遗书等一手文献。

[1][35]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陈红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的方法论探究[J].思想理论教育，202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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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旭辉，李先知.私人书写与公共叙事：国内日记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社会发展研究，201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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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卢黎歌，耶旭妍，王世娟，等.统筹推进大中小学思政课一体化建设研究——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笔谈[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

[37] 肖 渝，车桂兰，高光宇，等，主编.“三全育人”下新时代高校党建思政工作实践与探究[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24.

[38] 干部教育培训工作条例[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3.

[39] 梅来源，向军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融入高校学生党员教育研究[J].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