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略观指的是个体或组织在应对复杂问题、规划长远目标时，关于战略方向、策略路径及实施办法所形成的根本性观点和系统性框架。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制定方略，并且善于执行方略，在推进治国理政过程中围绕战略与策略、方向与方法等形成了体系严密、特色鲜明的方略观。

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贯穿于党革命、建设、改革与新时代的各个时期。最早可以追溯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方略”［1］指代革命主张，是当时屡见报端的宏大概念。改革开放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等相继出台，“执政方略”“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顶层设计层面被提出。此后，“方略”逐渐在政治话语中成为具有特定指向的专有概念。新时代以来，方略、战略、策略在执政话语体系中被广泛使用，已经成为具有明确内涵的政治概念。方略最为宏观，在党的任务目标体系中居于最高层次，战略往往聚焦在特定领域，策略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更强。三者是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的统一体：方略的实现基于战略、策略的正确实施；宏观方略是总体目标，起到导向作用，决定战略与策略的方向；战略、策略是基础，反映方略的阶段性要求。

       本文以《人民日报》图文数据库为例，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界分为1949年至1976年、1976年至2012年 、2012年至今三个阶段，统计不同时期报纸的“标题”与“正文”中分别出现“方略”的频次（表1），结果显示新时代以来的十余年，中国共产党提及“方略”的次数远超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其他历史时期之和，方略在党的话语体系中的重要程度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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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有研究大致可分为三类。其一，在广义的策略、对策含义上使用这一概念，以“实践方略”“应对方略”等回应“怎么办”的问题。其二，作为治党治国策略的总括性概念使用，研究中国共产党建设国家的政治方略［2］、治国方略［3］、治边方略［4］等内容，主要立足党的执政理论的宏观框架对执政方略进行剖析。其三，党在政治话语中明确阐述的具有特定政治意涵的方略。这些研究主要聚焦中国共产党的特定方略，如依法治国方略［5］、政治建军方略［6］、治藏方略［7］、治疆方略［8］、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9］以及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10］等。

        目前关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方略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宏观与微观两层面。宏观研究对方略的政治内涵进行方向性梳理，旨在探讨中国共产党治党治国的总体性安排。微观研究重点关注中国共产党特定方略的生成、内涵与意义。本文系统考察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以新时代以来党中央发布的重要文件、领导人相关论述为主要依据，归纳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明确提出并作出具体部署的方略，探究其内在逻辑。

（一）哲学基础：坚持系统观念的必然要求

         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制定方略、推进方略的科学指针，“党的执政方略是在指导思想指引下制定和实施的”［11］。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强大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为其谋划和推进各项方略提供了坚实的世界观基础和方法论指南。此外，在制定与实施方略的过程中，广大党员干部必须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尤其要牢固树立和贯彻系统观念，将其作为认识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基础性思想和工作方法。

         中国共产党方略观蕴含着鲜明的系统观念。马克思主义系统观念是一种整体的、联系的观点，强调将事物视作普遍联系的整体，以全面、普遍、联系的思维方式观察与思考。恩格斯认为，“当我们通过思维来考察自然界或人类历史或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2］。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框架中，世界是一个普遍联系、相互作用的整体，要从整体把握事物的本质和规律。这就要求中国共产党将整体的思维方式运用于国家总体发展和战略布局之中，以全局性方略来谋划国家发展。方略作为事关全局的大政方针和发展战略，是管宏观、管全局、管长远的。换言之，践行中国共产党方略观必须树立系统观念，将各项方略当作一盘棋来统筹思考、系统谋划，妥善处理好整体和部分的关系、系统与要素的关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比如早在地方工作时，习近平同志便从市域、省域层面领导制定了“3820”战略工程、“八八战略”等，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地方事业发展。放眼全局谋一域，将地方发展战略与国家方略相结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战略眼光、系统思维。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本身就是一个兼具目标稳定性、内容全局性、实践动态性等特点的开放系统。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对奋斗目标与使命任务的系统概括，以“方略”形式积极回应世界发展要求和时代发展变化。实现方略是一项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对此已经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做法，一般要经过学习传达、全面部署、组织实施、总结经验等基本环节，呈现出全流程特点。“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13］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运用系统观念，深入探究方略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方略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与相互作用，并在此基础上实现多种方略的统筹推进和协同发展。

（二）文化传统：注重执两用中的整合思维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预”，即预先谋划，体现的是一种战略远见与整体安排。它不仅是方法，更是一种战略能力的体现。没有战略层面的前瞻与部署，就容易在复杂局面中陷入被动。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蕴含的思维方式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影响。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阐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元素时，专门强调了“执两用中、守中致和的思维方法”[14]。“执两用中”源于古代先哲“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的价值审思。执两用中并非简单的折中调和，而是要求全面地掌握两端、择其中者而守之，渗透着整体思维和取舍艺术。凡物皆有两端，“过”与“不及”、大小厚薄等。因此，要综合考虑事物的多面性，统筹兼顾，寻求问题解决的最优解。同时，“中”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也是社会治理所要达到的最高境界，执两用中正是达到这种治理境界的思维方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此处强调的“中”正是天下万物的行为准则，只有持守中和之道，才能达到天地正位、万物并育的理想境界。在这层意义上，执两用中强调在治国理政中要放宽视野，制定合理的战略目标。循“中”、依“中”的思维方式，符合客观世界运转的根本规律。

        执两用中的整合思维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彼此呼应、相得益彰，深刻体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取向与科学社会主义价值主张之间的高度契合与内在融贯。毛泽东曾用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对孔子执两用中的思维进行诠释：“依照现在我们的观点说来，过与不及乃指一定事物在时间与空间中运动，当其发展到一定状态时，应从量的关系上找出与确定其一定的质，这就是‘中’或‘中庸’，或‘时中’”，并赞扬这“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15］。这里面包含着对执两用中思维的三重阐释：一是辩证思维，“两”具有普遍性，世间万物均在过与不及之间运动，要善于把握事物相互对立、相互依赖、相互转化的变化规律；二是综合思维，善于将事物进行要素分解，并按照性质进行新的综合，以最大程度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事物发展服务；三是时中思维，客观事物处于永恒变化之中，需要不断地适应事物变化发展的现实。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智慧。“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6］中国共产党方略观是执两用中思维方法的现实转化与整合发展。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党在执两用中思维方法的指引下，把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同时坚持因时而中，根据客观形势与发展需要，实现大政方针与战略目标的更新升级。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继续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战略智慧，运用执两用中的辩证思维、综合思维和时中思维，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向前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离不开正确方略观的指导，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滋养下能够有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健康发展。

（三）现实观照：实现强国建设的整体目标

        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以与时俱进为突出特征，党的重大方略与战略部署能够随着时代任务与实践要求的发展变化而做出快速调整。新时代是强国建设的时代，强国建设构成了方略观生成的时代背景。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时代”［17］。这不仅明确了当代中国所处历史方位，也指明了强国建设的目标。强国建设的目标生成于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的发展形势、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度把握，深刻揭示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必须回应的实践课题。强国建设目标的提出，标志着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宽广的战略视野，科学研判国内外形势，从战略全局高度制定新形势下的奋斗目标，为全体中华儿女继往开来、继续奋斗指明了方向。由此，强国建设成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党的方略制定必须服务的工作大局，直接决定了党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军事等方面的战略方针［18］。

       强国目标的实现离不开正确的方略支撑。强国建设作为国家发展的长期目标，必须放在国家战略全局中进行整体部署。“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新时代党为实现现代化设定的新的战略任务，在党和国家事业中起到总揽全局、牵头抓总的作用。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开辟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强国发展道路，并且明确了路线图和时间表。党的十九大制定了“两个阶段”的发展任务，旨在实现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跨越。强国建设在历史定位、价值内涵、具体目标、衡量标准和实现路径等方面有着丰富内涵，在战略安排上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涵盖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等主题，包括经济富强、政治民主、精神文明、社会和谐、生态美丽等发展目标，既有分“两个阶段”走的战略步骤，也有“五位一体”的全方位顶层设计［19］。推进未来事业发展要坚持目标牵引、战略支撑，以完善的战略、方略布局统筹推进强国建设。

（一）理论层：党的创新理论的基本方略

        方略的首要任务是通过理论顶层设计，树立干事创业的思想指南。居于理论层的方略，主要致力于回应事关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全局性、根本性和长期性问题。同时，理论层面上的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也是其体系化学理化的重要体现［20］。“十四个坚持”构成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全党同志必须全面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好引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17］22。“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实现了理念、思想和战略的有机统一，从理论高度回应了新时代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课题。从整体上看，“十四个坚持”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就内容而言，“十四个坚持”明确提出坚持新发展理念、总体国家安全观等重大战略，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的理论凝结。以“十四个坚持”为内容的基本方略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必须坚持的思想指南。“基本方略，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行动纲领层面的展开，是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走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基本点’‘路线图’和‘方法论’，涵盖了党的基本纲领、基本经验、基本要求的内涵。”［21］

       “十四个坚持”不仅体现了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反映了党在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更提出了在未来发展中必须坚持的核心要点。这一基本方略以全局性为突出特征，不囿于单一领域，而是统摄国家事业发展各领域、各层面的综合手段。“十四个坚持”体现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的统一，是宏伟蓝图和行动纲领的有机联合。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中，“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处于核心位置，对其他层面的方略具有指引作用。总而言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既具有系统性的总体指向，又涵盖各领域、各层面的具体目标。它作为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战略总纲，科学阐明了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等关键领域的战略任务与实践路径。

（二）政策层：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

         立足新时代，党中央在不断探索、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建设规律的基础上，明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新方略的集中体现，在执政话语中占有重要地位［22］。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是‘五位一体’、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17］16。这确认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方略选择。“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诸多方面，体现党的战略部署的综合考量。党的十八大提出：“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促进现代化建设各方面相协调。”［23］生态文明建设被置于突出位置，直指美丽中国建设的目标要求，“五位一体”的结构初步形成。“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紧扣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的目标要求，以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为战略指向，是五个方面的全面现代化、“五大文明”的全面提升。这也体现了两大布局紧密联系、密不可分的统一关系，“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的奋斗目标，也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目标要义，二者统一于强国建设的过程中。

        相较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立足国家整体发展，“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则强调重点突破，锚定实现民族复兴必须处理好的四项主要矛盾。二者一个管全局、一个抓重点，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自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至十八届四中全会，党中央对战略布局的认识逐步深化，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的全局视野，标志着党在战略谋划与顶层设计上达到新的高度。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在“十三五”规划中将“坚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作为“十三五”时期国家发展的指导思想［24］。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正式将“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写入会议公报［25］。“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通过党的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四次中央全会渐次展开、最终形成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作为党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谋划，随着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达成，战略目标也必然要进行调整，转而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取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新表达。“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是一个内在协同、逻辑顺畅的有机整体，其中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三大举措，分别解决发展动力、法治保障与领导力量的问题，“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三）实施层：因地制宜的区域发展方略

        进入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主要矛盾发生转化，为方略、战略实践提出了新要求［26］。为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中国共产党制定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以及推进边疆治理的治疆方略、治藏方略等。

       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国家中长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也是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引领性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形成了以“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以及中部崛起”等传统四大地区战略为主体，以“京津冀协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等为增长极，以“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资源型地区、海洋地区、交界地区”为重难点的区域协调发展的系统架构［27］。不断升级的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实现了对国家发展重心和发展结构的战略调整，能够发挥多重效能。一是有利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更好联动；二是有利于完善区域一体化发展机制，充分挖掘各区域资源禀赋与地区特色，形成差异化、内涵式发展新格局，构建优势互补的区域经济格局；三是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础设施通达程度比较均衡、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的战略目标。

        在区域发展战略中，受地理环境、民族宗教、地域文化等因素影响，边疆治理、民族地区治理具有特殊性，尤其体现在新疆、西藏治理上。边疆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内容，边疆民族地区的治理方略是治国方略的内在构成［28］。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治藏方略的提出是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格局高度作出的固边兴边的宏远部署。“治国必治边，治边必稳藏”是新时代党关于国家治理和边疆治理的科学论断。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新疆、西藏的稳定、发展和治理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上，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治藏方略概括为“六个必须”。在此基础上，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谈会进一步以“十个必须”概括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明确了新时代做好西藏工作的政治准则、重要原则与着力方向。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以“稳定、发展、生态、强边”为重点，不仅要求在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中统筹谋划，更把握住了安全、法治、经济三大治理主线。新疆地域辽阔，占据内陆要冲，具有据守国门的重要作用，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治理要紧紧围绕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总目标。“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的治疆方针和“八个坚持”的科学论断，明确了新时代做好新疆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与方针原则，从政治、法治、文化、经济、社会等诸方面全面谋划、长远布局新疆建设。区域发展方略在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具有重大指导意义，构建起了以地区发展促进整体发展的思路。

（四）保障层：维护国家长治久安的支撑方略

       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与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是确保国家主权安全、社会稳定发展的两大战略支柱。全面依法治国方略为国家治理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则为人民军队履行使命任务提供根本遵循。内持法治以固本培元，外倚强军以护航致远，二者协同发力，共同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安全基石，推动中国之治迈向更高水平。

       一方面，落实内部保障，要求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是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障。“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是根本性、全局性的问题。”［29］党的十五大明确界定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内涵，并将其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30］。党的十七大对“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31］，对依法治国方略的贯彻落实提出了新要求。

新时代以来，依法治国在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中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作用进一步凸显。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23］21重要论断。习近平总书记对贯彻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基本方略作出总体部署，强调“全面推进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坚持依法治国、依法执政、依法行政共同推进，坚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一体建设，不断开创依法治国新局面”［32］。三个“共同推进”、三个“一体建设”体现了党中央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协调推进、一体建设的系统思维。“全面依法治国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整体谋划，更加注重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32］4“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涉及很多方面，在实际工作中必须有一个总揽全局、牵引各方的总抓手，这个总抓手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依法治国各项工作都要围绕这个总抓手来谋划、来推进。”［24］147-148为此，党中央成立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在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策与重大问题上牵头抓总，谋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的总体思路、重点任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包括法律法规体系、法律实施体系、法治监督体系、法治保障体系和党内法规体系，有利于发挥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基础保障作用。

另一方面，强化外部保障，必须坚持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强国必须强军，军强才能国安。”强大的军事力量始终是国家长治久安的保障。政治建军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强军兴军的根本方略，其核心在于坚持从政治上建设和掌握军队，确保人民军队绝对忠诚、绝对纯洁、绝对可靠，始终服从党的指挥，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一方略深刻体现了党在战略层面的深远考量，是实现强军目标、支撑民族复兴的重要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在政治建军原则基础上，进一步深化了在思想、政治上建设军队的理论原则与实践方略，形成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将政治建军摆在新时代强军兴军战略布局的首要位置［33］，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对强军事业具有引领作用。2024年6月，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全面阐述了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包括“十个明确”的内涵要义、“六个确保”的目标要求、“六个方面重点工作”，从政治工作、政治整训、思想工作、组织建设、干部培养、从严治军、正风肃纪、群众工作等方面构筑新时代政治建军的科学体系与建设布局。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的形成植根于马克思主义建军治军学说，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从思想上政治上建设军队的优良传统［34］。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是系统全面、一体贯通、重点明确的战略体系，重点指向强化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增强军队政治优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关系我军性质和宗旨、关系社会主义前途命运、关系党和国家长治久安，是我军的立军之本和建军之魂。”［35］这“三个关系、一个本、一个魂”充分揭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决定了军队建设的政治方向，直指“建设一支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的人民军队”的强军目标。

（一）阐释思想理论：讲好党的创新理论的守正发展

        方略是党的理论核心、实践阐释，体现了党治国理政的基本理念与总体思路。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有什么样的思想理论就有什么样的治国方略。指导实践、推进决策是党的理论创新的底层逻辑。科学思想只有转化为正确的决策部署，才能展现指导实践的强大效能。党的创新理论是集中全党智慧，基于时代特征、发展任务而形成的重大战略思想体系，对方略的实现不仅具有科学指导作用，更是统一全党全国人民思想行动团结奋进的共同思想基础。“理论创新的过程就是发现问题、筛选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33］483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以党的创新理论不断解答实践课题，为各项战略方略、方针政策的制定提供了科学指导。“十四个坚持”基本方略既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构成部分，也将在实践中继续推动党的理论创新。

        同时，实践是思想认识的起点，现实实践向前推进一步，理论创新就跟进一步。党的创新理论作为内涵丰富的思想体系，在贯彻落实方略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从党的历史实践看，不同历史时期党的具体方略不完全相同。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方略，以不同形态贯穿于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构成党的理论发展的一条清晰逻辑主线，深刻折射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演进脉络。方略的重要价值在于其能够形成持续性的政治聚焦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长期关注并推进特定领域的工作，从而接续完成乃至超额完成既定目标。以新时代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为例，该战略既追求沿江区域经济协同与效益提升，也突出生态环境的系统性保护，彰显了发展与保护相统一的战略思维。诸如此类的区域性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不仅有效解决了实际问题，也为党的创新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素材和地域经验，进一步助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向前迈进。

（二）明确实践方法：统筹战略与策略

       “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战略思维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必须具备的思维能力，保持战略清醒是中国共产党取得成功的前提条件。中国共产党重视并善于运用战略思维，在观大势、谋全局基础上，敏锐抓住不同时期的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务，继而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36］强化战略思维，才能科学谋划全局。强化顶层设计，既立足当下又着眼长远，正确处理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现实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才能统筹方略与战略、策略的关系。

         谋定而后动，中国共产党人制定的方略归根结底是为了实践，为现实工作提供行动纲领、明确实践进路。“治国理政首先要有思想和方略，其次要得到贯彻执行。”［37］方略在宏观上把握方向，策略则在具体层面上指明要求。比如，“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就是宏观上的方向指导，“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就是相对具体的实践指导。纵观历史，中国共产党总能在坚持方略目标稳定的同时，根据形势变化推进战略、策略的动态发展。关于战略、策略问题，毛泽东早有论述。他明确将全局性、决定意义概括为战略问题的一大特征，“战略问题是研究战争全局的规律的东西”。“‘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38］同时，也不能忽视政策与策略，“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39］。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掌全国政权的党，统筹方略与战略、策略的关系，对涉及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性、高层次重大问题进行宏观思考、理性筹划，有力推动了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策略最终要落脚在实践上，既要一张蓝图绘到底，也要一张蓝图干到底，积小胜为大胜，以策略的落实、战略任务的完成逐渐接近远景目标，把谋事和谋势、谋当下和谋未来统一起来。

（三）巩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具有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作用。战略是为整体利益服务的，国家利益至上、人民利益至上、民族利益至上，是中国共产党战略筹划的最高原则和根本价值取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团结统一是国家最高利益，是各族人民共同利益”，“把加强民族团结作为战略性、基础性、长远性工作来做”［40］。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是民族、国家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将巩固民族团结提升到战略高度，以巩固民族团结作为制定实施方略的最终价值取向。

         民族团结是关系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核心问题。巩固民族团结，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需要。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的若干内容，对促进民族团结具有重要作用。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治藏方略是直接作用于民族地区的重要战略，其他方略对促进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也具有重要作用，比如西部大开发战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中华儿女千百年来的共同心愿，需要各族人民共同参与、同心共筑。民族团结是社会稳定和国家发展的前提条件，民族团结能够为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厚植人心和力量基础。人民群众始终是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巩固民族团结有助于为党的方略实现凝聚人心、汇聚力量。新时代处于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关键时期，全体中华儿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这种同心共圆中国梦的生动场景，延续了中华民族大家庭守望互助、休戚与共的优良传统，促成了各民族空前的社会交往互动以及和谐共生关系的发展，使各民族形成更加紧密的共同体联结，为进一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创造了有利条件。

        巩固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重要任务，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的重要目标。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不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41］党中央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高度，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纲”，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巩固各民族大团结。党员干部要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导向，将促进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作为着力点，“引导全国各族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惜民族团结，维护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政治局面”，筑牢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的铜墙铁壁［42］。

（四）维护国家安全：实现新时代的强军目标

        兵者，国之大事。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在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占有重要地位，展现了维护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坚持国家利益至上的实践追求。中国共产党的方略观以突出的大局观念和全局意识为突出特征，新时代党的强军战略是立足国家安全和发展战略全局作出的重大战略部署，国防和军队建设的首要目的是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

        军事始终是维护国家安全的保底手段，是维护国家安全的第一保障。正是出于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考量，党对国防和军队建设进行整体布局，统筹军队和国防建设，坚持富国和强军相统一，构建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坚持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全面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17］43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并形成了以强军目标为统领、以新时代强军思想和军事战略方针为统揽，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全面推进的中国特色强军之路，绘就了新时代的强军战略布局，发挥军强国安的整体效能。

军事始终是实现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是强国建设的关键指标。在国家发展全局中，强国强军相辅相成、互为支撑，要着眼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整体统筹军队建设，以国防和军队建设服从服务于党的历史任务和国家的战略目标，为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提供有力支撑。党的十八大报告正式将“建设与我国国际地位相称、与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相适应的巩固国防和强大军队”作为现代化建设的战略任务［23］32，布富国强军大局、立安全发展之基。坚持强国强军统筹谋划，形成强国梦引领强军梦、强军梦支撑强国梦的大战略格局。强军目标是强国目标在军事领域的具体化，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在党的强军战略中也确立了与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相适应的“三步走”战略，着眼国际战略大格局、地缘政治大棋局、国家安全总战略，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国家发展保驾护航。

（五）推动中国之治：发挥法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作用

         依法治国方略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方略观中地位突出，对国家建设的长治久安具有深远意义。“治国凭圭臬，安邦靠准绳。”法治是国家发展的重要保障，是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坚定不移厉行法治，一个重要意图就是为子孙万代计、为长远发展谋。”［43］这直接点明了法治方式与法治思维对于国家长期发展的重大意义。

         法治是衡量一个国家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准，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普遍规律。纵观世界历史，举凡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都较好地实现了法治。“法治是人类政治文明的重要成果，是现代社会治理的基本手段。”［32］183世界各国现代化的模式千差万别，发展各有先后，但不论是早发内生型现代化还是后发外生型现代化，均以法治先行，在法治轨道上统筹社会力量、平衡社会利益、调节社会关系、规范社会行为，化解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为现代化进程顺利推进、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根本性、全局性、长期性的制度保障。这是由历史和现实得出的一条宝贵经验。

        中国式现代化离不开良法善治的保驾护航，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要发挥法治的引领、保障作用。党的二十大报告围绕法治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保障作用作了充分诠释，指出“必须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利长远的保障作用，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3］33。一方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构成和应有之义，要锚定法治要求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社会主义法治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道路探索中形成和发展的，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构成要义。中国式现代化是全面提升的现代化，内在包含着法治、民主等政治文明的发展要求，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也以法治为重要依托。另一方面，法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保障，要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一项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面对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需要依靠法治应对风险挑战、克服发展阻力、化解矛盾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