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标识性概念的提出都不是主观性臆造，而是经历了特定历史语境的淬炼与塑造，“缘何提出”是研究标识性概念首先需要回答的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的提出是中国共产党长期理论探索和实践积淀的结果，其生成、塑造、建构过程既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理论创新问题不断审视、反思、重构的理论自觉，又彰显了革命、建设与改革实践中对理论创新范式革新诉求的有力回应。马克思主义进入中国面临时空挤压，“中国化”与“时代化”分别从“空间”与“时间”维度标注了其创新的方向。从历史逻辑来看，“时代化”并不是一开始就彰显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发展之中，而是经历了一个从隐匿、遮蔽于中国化到逐渐剥离、分化、独立，进而成为理论创新重要维度的过程。

       在“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下，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主要解决理论在中国的应用问题，时代化、大众化隐性嵌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事逻辑当中。时代主题内在规约着理论创新方向，正视时代诉求、回应时代课题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鲜明特质。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革命的年代”，理论主要集中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未来发展方向的批判。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时，近代中国正处于“战争与革命”为主题的时代。这一时代主题内在规定着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内容，“时代化”更多是以隐性化、潜隐化的形式存在。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较早传入中国，与革命相关的阶级斗争理论、暴力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较之其他理论更受中国共产党人关注，这显然是由中国所处的时代特征及其革命诉求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传播中经历了在俄国语境中俄国化与时代化，形成了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从俄国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替代了从日本传入的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共产党获取马克思主义思想资源和理论要素的重要来源与参照。马克思主义进入俄国语境形成的列宁主义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如何革命”的问题。这与同处于“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下，中国迫切需要解决的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等问题具有较强的重叠性与同构性。可以说，这一阶段两者面临同样的时代主题，并亟需解决同样的时代问题，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问题自然被遮蔽。马克思主义理论进入中国后主要面临“空间差异性”，是革命具体境况与文化的差异。然而，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实际过程中出现了盲目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等倾向。1927—1935年，中国共产党革命过程中出现了三次“左”倾错误，暴露了理论脱离实际的问题，导致中国革命事业遭到严重挫折。比如临时党中央的“左”倾错误导致红军在第五次中央根据地反“围剿”中遭到空前严重的失败，红军主力退出中央所在地区。基于此，中国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如何结合中国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关乎中国革命前途命运的重要问题。在此背景下，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民族化、中国化问题更加凸显。此时，马克思主义创新着重解决的是源自西方语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运用到中国如何实现民族化、具体化与本土化，即如何处理“普遍”与“特殊”的问题。

        1938年毛泽东同志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与此同时，不少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和党内知识分子逐渐意识到中国革命面临的实际状况与原初马克思主义理论主要分析的对象，即欧洲各国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刘少奇指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道路与欧洲各国相比有“更大特殊性”，“要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当然，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关于中国化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一些中国共产党人逐渐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还应该推动其通俗化、大众化，也就是让大众掌握理论进而转化为革命动能。因此，在中国化问题的探讨中还引申出大众化、通俗化问题，“要大众化，就需要中国化。要中国化才能大众化。这是不可分的”。此时，中国共产党主要着眼于革命动员的现实需求，在革命实践中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共产党革命主张的普及化，即将它们转化为群众容易理解的口号标语、通俗读本、文艺作品等，大众化尚未在党的重要创新思想层面加以提升与凸显。总之，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时代化、大众化被遮蔽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叙事逻辑，作为隐线贯穿其中。

       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关切逐步从“跟上时代”跃迁至“把握时代”甚至“引领时代”，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要解决中国当下所面临的问题，而且要抽取与提炼中国经验、中国方案的“共性因素”，从而解决时代发展所面临的共通性问题。概念源于对实践经验的提升、总结与凝练，反映实践诉求并指涉实践行动，也正是在实践过程中，概念的价值意义不断获得确证，并得以引申、扩展、深化。新时代以来，中国的发展实践已经历史性地超越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范式所求解的“时代问题”，面临在“两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方位中如何建设中国式现代化这一新的“时代问题”。经过不断发展，中国已经实现从改革开放时期融入时代、追赶时代跃升到新时代以来引领时代的方位转变。新时代以来，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领域都取得了较快发展，综合国力与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这一背景下，中国亟需以更具主动性和建设性的姿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对世界发展做出理论预判与趋势评估，并为一些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难题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面临着要观察时代、把握时代与引领时代的新使命。观察时代、把握时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引领时代则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层面不仅面临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创新，而且要为解决世界现代化“共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即在解决“中国化”的同时彰显“时代化”的必要性。

        总而言之，中国共产党人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不断进行反思与重构的基础上，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标识性概念。这一概念的生成与出场，彰显着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从以往着重强调从世界性走向民族化、境遇化的创新向度，转向了民族性与世界性、特殊性与普遍性的双向互动与复合式创新的新向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标识性概念体现了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知识生产与创新范式变革，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在方法论层面的奠基性概念。

       概念具有延展性与衍生性，标识性概念亦非一成不变，而是在时间的涤荡中经历语义塑形与形义嬗变，不同阶段其能指、所指并不相同，语义指涉有所差异。作为标识性概念，“经历怎样的语义形变”是研究标识性概念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话语体系中经历了从政治性概念到学术性概念，从一般概念到核心概念的形塑与嬗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概念表述上实现了从并列分殊到有机整合的跃升，经历了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分列式表述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再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凝练式、统合式表述的递次演变。“三化”的分疏与整合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认识深化的过程，也反映了在知识生产发展方向上的不断调适。

（一）形异义同：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马克思主义具体化”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其所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俄国化马克思主义。俄国化马克思主义建立在俄国革命实践基础之上，由“在地性”“地域性”经验提炼而成，但在传播、认识与使用中被“抽象化”“普适化”，夸大了在地性知识的“实用性”。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实践中，从正反两个方面总结经验，逐渐意识到俄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存在“地域性”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苏联马克思主义“普适性”的祛魅，是对其在地性知识特征的“回拨”，也是知识体系的建构重心从“普遍”到“特殊”的转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范式由“普遍”到“特殊”的转换。此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主要是为了区别于俄国化、苏联化的马克思主义，强调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在中国具体语境中的应用。同时，从《论新阶段》中所呈现的原初表述来看，“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等也说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初步意识到了“中国化”中的文化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的提出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知识的“权威性”，弱化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在全世界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生产中的话语权。从共产国际来看，他们一度并不主张使用“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提法。这点从王明的论述中可窥知一二，“民族的马克思主义是没有而且也不可能有的。马克思主义现在只能是，将来也永远只能是国际主义的学说”。“中国化”这一用词容易产生“民族主义”的误解，因此，毛泽东同志于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表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较少出现。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语词之“形”较少使用，但这一概念的语义内涵与行动指涉，即注重中国“地域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生产并没有中止。20世纪30年代、4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作为“观念”或“理念”在党内不断被肯定与夯实，跃升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集体共识”，其衍生的结果性概念“中国的马列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应运而生。1945年刘少奇同志指出，毛泽东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基于对中苏关系的考量，1952年毛泽东同志在审定《毛泽东选集》第2卷时，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改为“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此后，中共中央文件以及领导人的著作中都很少出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字样，更多地使用“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具体化”等表述。

（二）分立统合：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指涉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的特殊性或者地域性，在改革开放后进一步彰显，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等概念可以窥知一二。改革开放后更注重对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理论上注重自主知识生产与传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进入学科领域成为重要的创新范式，而且衍生了复合性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其语义内涵不断丰盈。

       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政治理论概念到学科标识概念延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实现了从零星化、散碎化到频繁化、集中化使用的转变，并逐渐向学术领域拓展。20世纪80年代以来，部分学者重新引用历史上党的领导人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论述，或直接使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如《人民日报》1983年12月23日发表的苹果直播相关的文章中就有这样的表述。 20世纪90年代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在学术领域日渐普及，国内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语义内涵达成诸多共识，这点从“国外学者论‘毛泽东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评析座谈会”可窥知一二。此外，苏联解体尽管是政治性事件，但也消解了苏联马克思主义的一元性与权威性，纠正了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错误认知，多元复线的马克思主义，特别是地域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获得了合法性。这在理论创新层面为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松绑”，夯实并佐证了立足中国语境进行理论创新的正确性。而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的成就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探索提供了实践依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逐渐从政治层面的观念认同走向学术层面的研究范式自觉，不断向学科领域延展，成为马克思主义知识生产的重要范式。2005年12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设置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成为二级学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概念”向“学科”的拓展，意味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主动和理论自觉逐渐转化为规范的学科发展理论范式，“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研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范式，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也随之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研究范式”。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念在政治领域实现了从“一化”到“三化”的拓展。如前所述，改革开放后，时代化、大众化日渐彰显。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其中，“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用顿号分开，三者之间呈现并列关系。此后，这一表述开始频繁出现在党的重要文献中，通常与指导思想、理论创新与战略任务等语词相结合加以论述。2011年7月1日，胡锦涛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去掉了“三化”中间的顿号，强调“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三化”实现整体化、一体化，体现了三者之间密切关联、内在统一、协同共进的关系。从语言表达惯性上看，去除顿号使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表述更显凝练、连贯，有助于概念的传播。此后，在党代会报告、中央全会决定等党的重要文献中均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表述为主，如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坚持不懈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必须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当然，在这一概念的嬗变过程中，也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混同使用，比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中就存在对两者的兼用。从概念嬗变的总体趋势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这一连贯式、整体式的表述逐渐替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以顿号分隔的并列形式，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三化”之间系统性、整体性关系认识的深化。

（三）递次跃升：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新时代以来，中国发展面临的核心议题从先前的“融入时代”与“追赶时代”逐步跃升至“引领时代”。此时的“时代化”更多地指涉世界现代化共同问题的解答，即如何为世界贡献中国方案、中国智慧。马克思主义“三化”在此语境中的语义形式均发生了新的变化。

        一是中国化与时代化的关系实现了从递次发展到并列协同，再到整体发展的跃升。新的时代不仅意味着存在方式的变化，还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变革。新时代催生新思想，新思想孕育于它所在的时代。党的十八大以来，时代主题的内容不断丰富，拓展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在此背景下，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中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提出“新时代”这一新概念，将“时代问题”置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显著位置。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调整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出“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完全正确的”。 2021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提出“两个结合”，深刻揭示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要求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基础上“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此后，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等场合中不断建构、夯实和形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概念。党的二十大报告不仅设置“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这一专门议题加以阐释，而且通过“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等系列论述加以建构，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的理论内涵。此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话语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其表述逐渐稳定化。

        二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语义丰富与指涉变迁。其一，“时代化”与“中国化”并列，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个性+共性”的新范式。新时代以来，世界发生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往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旧格局、旧秩序难以为继。世界不再是两大阵营，亦不再是一超多强的格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推动世界走向多极化。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定历史自信，发挥自身制度优势，以“稳定性”“确定性”应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革带来的“不确定性”。此间，“东升西降”与“中治西乱”形成鲜明对比。正是准确把握了这一全局性、结构性世界格局变迁，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定位逐步实现了从“把握时代特征”到“引领时代发展”的角色转换，即“参与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新时代以来，在“时代”嵌入“引领时代”语境之中，不再局限于社会主义论域中对“时代特征”的科学把握，而是在现代化论域中对“时代”发展的引领，指向在中国“特性”基础上提炼“共性”。中国化不再是与苏联社会主义差异性的比较中获得独特性意义，而是在与其他现代化国家的比较中彰显自身价值。时代化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是如何从“在地化”“地域化”的中国经验中提炼“世界化”理论。其二，推进途径是“两个结合”。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指出，“我们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根本途径是‘两个结合’”。如前所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出之际主要关注民族语言、形式、风格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结合，也明确指出“要使得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革命科学更进一步地和中国革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深相结合起来”。但总体而言，“文化结合”被遮蔽在“中国实际”之中。“两个结合”打破了以往以“中国具体实际”作为结合对象的一元结构，将结合对象拓展为“具体实际”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二元并立结构，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语义内涵的结构性变迁。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这一概念不仅强调中国化与时代化的根本引领作用，而且也要求将大众化融贯于两者实现的全过程之中。“大众化”与“中国化”“时代化”同向同行、协同共进，三者各有侧重又彼此关联、相互支撑，共同构筑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是持续焕发其生机与活力的重要路径。

       概念在理论体系中有其独特的作用与功能，“立足于经验之‘实’同时以语言之‘名’的概念与话语，承载着言说者思考特定议题以及如何解决特定议题的意义与价值系统”。“有何功能”“发挥怎样的作用”是研究标识性概念需要回答的另一个重要问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标识性概念，贯通学科体系、学术体系与话语体系建设的全过程，在推动构建当代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第一，奠定以解决“中国问题”为导向的学科知识之基。在学科体系建设方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中的标识性概念，为该学科发展提供了有别于国外学科建设的新的知识创新范式。西方的学科建设主要依赖于院系组织建制，容易形成“院系化”“专业化”“精细化”发展路径。学科建设与发展主要依赖于学者们的自我创造与阐释，但也容易因研究者的问题意识狭隘、认知视域有限、知识结构固化、路径依赖或范式壁垒等因素的影响，从而自我设限或遭遇创新瓶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注重在中国实际与时代之变中进行学科建构，并非局限于学者们的群体思维与理论偏好，而是建构学科发展与国家社会实践同频共振的新格局，赋予学科以开放性。当然，正如“单提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就把列宁主义的意义给限制了”一样，单纯地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容易限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意义。“中国化”侧重于理论在中国境遇中的应用，强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中国向度”。这意味着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学科建设过程中应当注重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化和境域化，注重“中国特色”的凝练，凸显中国之“个性”与“殊性”。“时代化”注重解决中国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强调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世界向度”，也即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过程中包含着对世界现代化共通性问题的攻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确立的学科研究范式，意味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个性与共性、特殊与普遍的辩证统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不仅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化”中国、改变中国，而且要进一步实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不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应用、检验场域，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生产、创新场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形成了一系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理论成果，这些成果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逐渐获得世界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与进步力量的认可与赞赏。在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理论成果的指导下，中国在革命、建设、改革进程中取得的辉煌成就也不断验证着理论成果的正确性。比如中国式现代化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开创了现代化发展的新道路。阿尔巴尼亚全球化研究院执行院长马尔塞拉·穆萨贝留认为，中国式现代化不仅能满足本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能为其他国家的现代化提供新选择。美国纽约大学政治系教授熊玠指出，中国的现代化是和平的现代化，为世界“提供一种新的文明形式”。可以说，中国在社会发展、政治实践、文化创新等多方面的经验丰富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推动形成具有中国主体性和原创性的学术理论成果，提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世界魅力，引领时代，影响世界。

         第二，生成“实践—理论”互动的学术知识创新范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的提出与确立标志着学术研究范式的深刻转变，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概念突破了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既定的、不变的、封闭的研究对象的传统观念，彰显着方法论的创新与拓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建构了“实践—理论”的知识生产新范式，为开展学术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这与西方经院哲学传统知识生产范式所呈现的“抽象—抽象”“理论—理论”的方式或理性化的学术演绎方式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标识性概念，意味着中国自主知识的生产不是西方窄化、自我设限的学院制，不是西方学者纯粹、绝对理性主导的知识创新，而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基础上的经验的“提炼”。这样的知识注定不能埋没于故纸堆或束之高阁，而是具有敞开性、开放性、实践性，应被人民群众所掌握，在大众化中转化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实践力量。“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蕴含的“实践—理论”互动的知识创新范式已然嵌入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的学术研究之中，规范着学术知识创新路径，彰显着“政治—学术”的内在张力。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遵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逻辑，确立了以中国实践引领学术创新、以时代需求引领学术发展的基本路径，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在学术体系层面推动理论创新的自觉性和主动性。此外，尽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理论知识立足中国这一地域性实践，彰显着“在地性”“特殊性”“个性”等殊相，但是也蕴含“普遍”“共相”与本质性内容。毕竟任何知识都是“在地性”与“超越性”的辩证统一，“在地性”体现着知识生产境遇中“社会—历史”结构的内在规定性，超越性则体现着人类社会发展以及组织化建构的“类本质”。例如尽管中国式现代化立足于中国的“在地化”实践，探索出了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现代化道路，但同时为“如何实现现代化”这一世界性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拓宽了实现现代化的新路径，重构了世界现代化的理论谱系，弱化了以西方现代化为理想范本与衡量标准的固化认知。中共党史党建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所开展的学术研究是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蕴含的理论自觉转化为具体实践的过程，“实践—理论”互动的学术知识创新，增强了理论成果对现代化实践的解释力、引领力，同时在参与全球学术对话中展现“中国方案”。

        最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标识性概念，存在于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之中，也体现了“自主”的特性。“自主”并不具有封闭性、排他性，不是狭隘的地域性，不是孤芳自赏，是尊重差异性基础上的“自主”。只有能够融通、对话，甚至涵化“他者”知识的“自主知识体系”才具有意义与价值，仅限于“自我衍生”的“自主性”则难以获得“他者”认可。这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作为标识性概念并不是固化的，其所建构的知识体系具有开放性，能够融通中外、贯通古今，不排斥对人类优秀文明成果的借鉴，在吸收借鉴其他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中实现自我建构与超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所孕育的“自主性”指向知识的融通性与本质性，在对世界危机与挑战的回应中，建构具有对话性、可验性、普遍性的知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