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习近平文化思想提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这两个时代任务，体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使命担当。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原创性概念，内涵十分丰富，思想十分深刻。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思想含义，是深入认识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基础。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文明在多个维度上存在内在关联的逻辑关系，形成相互支撑、协同发展的构筑轨迹。必须澄清在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遭遇、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创新实践这两个问题上的错误认识，坚持以大历史观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以世界视野认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中国共产党把坚定的文化自信与文化创新有机统一起来，把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明创造有机统一起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奋斗在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新征程上，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

习近平文化思想；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文化强国建设；“两个结合”

齐卫平，男，浙江慈溪人，苹果直播 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全国红色基因传承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研究方向为执政党建设、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政党制度。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25年第3期，注释和参考文献从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创新概念，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深刻的理论意蕴，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中共中央宣传部组织编写的《习近平文化思想学习纲要》（以下简称《学习纲要》）指出：“文化主体性反映了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进行文化创新创造的主动精神。”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正是我们立足于中华文化主体性进行文化创新和文明创造的使命任务。深入研究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内在逻辑关系，有益于我们深刻领悟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神内涵，更加自觉地肩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为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建设文化强国而不懈奋斗。

一、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概念的思想含义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论述了两个极其重大的问题：第一，怎样认识中华文明；第二，如何把握“两个结合”。从概括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到揭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在机理，习近平总书记的精辟论述蕴含深刻思想，构成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为我们正确认识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和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提供了深刻启迪。

把怎样认识中华文明与如何把握“两个结合”这两个重大问题联系起来的思想逻辑是：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建立在中华文明的文化传承发展基础上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是通过继承中华文明和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而展开的。“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正是循着这样的思想逻辑，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个概念，并作出学理阐释，揭示其思想含义。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需要从三个方面去理解和把握“中华文化主体性”这一概念。

第一，揭示了文化主体性是人类文明发展中存在的普遍性论题，文化主体性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需要也都具有文化主体性，只是内容和形式各有不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任何文化要立得住、行得远，要有引领力、凝聚力、塑造力、辐射力，就必须有自己的主体性。”这个论断说明了一个道理，即文化的存在以主体性为前提，无论是什么样的文化，在其自身形成和发展过程中都客观存在着所依赖的主体，文化主体性是文化持久存续的基础。文化主体性催生文化意义上的自我意识，使人们从精神层面上形成对自身独立存在的认知，觉悟到我是谁、我有怎样的特点以及我要干什么。这样的自我意识构成的主观世界，既是文化主体性所要表现的内容，也是推动文化主体性建设的精神力量所在。

第二，论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实践特征，揭示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属性以及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路径和方法。习近平总书记把党领导文化发展与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联系起来，从三个角度进行了阐释。一是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属性特征，强调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的。二是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继承革命文化，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为基本路径建立起来的。三是指出中华文化主体性是通过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法建立起来的。这三个角度的阐释以“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核心词语，把对文化主体性建设的认识纳入党的奋斗史视野，形成中华文化主体性创新发展的历史叙事，突出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华文化主体性进行现代建构的历史贡献。

第三，阐释了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功能，指出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重要意义。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功能集中表现在以强劲的自我激发前进的动力，为坚定文化自信提供根本依托。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看，“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有文化自信的民族，才能立得住、站得稳、行得远”。作为最基本、最深沉、最持久的力量，文化彰显了民族的精神追求，是民族的精神标识。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把文化自信融入对全民族精神气质和文化品格的铸造中，形成了中华文化独特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有了中华文化主体性，“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征”。引领时代发展、增强国家认同、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价值功能和重大意义。

结合以上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及其蕴含的深刻思想，可以形成四个结论性的认知。首先，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历史和现实相贯通的概念，它是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绵延发展中建立起来的。在中华文明历史进程中，中华文化主体性曾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经受磨难而历久弥新，遭遇破坏但生生不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建立的中华文化主体性，既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又实现了修复再造的创新发展。其次，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具有连续性的概念，它在历史发展中虽历经风雨飘摇却始终存续，近代中国社会的落后和衰败只是中华文化以传统方式发展进程的中断，中华文化的主体性并没有灭失。中华文明的绵延发展以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绵延发展为基础，从坚强到羸弱再到强大起来，中华文明伴随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连续发展绵延至今。再次，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个恒动流变的概念，中国共产党构建中华文化主体性以传承和发展中华文明为前提，马克思主义为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先进的思想元素，使中华文化主体性焕发新生机、释放新能量。时代进步驱动中华文化主体性不断更新，历史发展推动中华文化主体性与时俱进。最后，中华文化主体性是一个内含创新要求的概念，从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成立、改革开放实行到新时代实践，巩固和发展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新要求在每一个新的历史起点上被提出来。在百余年的奋斗历程中，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铸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创新品格。

《学习纲要》指出：“只有坚持从历史走向未来，从延续民族文化血脉中开拓前进，我们才能做好今天的事业。”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历史不能割断的态度，恪守忠实继承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场，以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自觉推动中华文明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领导文化建设的科学精神。

从理论上说，文化与文明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个概念。文化是文明的一种表现，文明以文化为基础，但不是所有的文化都可以称为文明，人类文明以形成文化为精神标识而结出成果。文明的表现形式有很多种，从总的方面概括可分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按性质可划分为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等，按时间可划分为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按地域可划分为东方文明、西方文明、中亚文明等，按地理分布可划分为黄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文明、多瑙河流域文明等。文化更是多元存在，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文明与文化既相交接又非直接对应，在世界历史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在从事物质生产的活动中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而由此真正构成的形态意义上的文明却并不多。中华文明是形成历史叙事的举世公认的文明形态，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文明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第一，中华文化主体性生成演进的过程就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过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这一论断区分了人类史、文化史、文明史，这三种历史开始的时间不同，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和文明的发展起点存在时间序差。中华民族的祖先在求生存的劳动中形成自我意识，探索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等各种关系，发明语言、图像符号、文字等用以相互交流，因精神生活需要而形成的文化生活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创造。中华文化主体性在1万年前生成，在5000多年的文明发展中演进，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铸就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中华民族以自己的文化创造为中华文明奠定了基础，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生成演进伴随了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

第二，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品格与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互相印证。主体性以独立性为存在前提，文化品格即文化主体性之独立性的表征。中华文化主体性以自身的鲜明品格印证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诸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这些突出特性为中华文化主体性奠定了深厚底蕴。习近平总书记精辟论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塑造力，指出：“这充分证明了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具有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突出特性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华文化主体性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历史品格。

第三，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国家形态奠定中华文明绵延发展的基础。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成为唯一绵延不断发展至今的伟大文明，关键是中华文化主体性始终以国家形态存在而表现出持久的韧劲。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曾经与中华文明同样享有盛誉和产生过深刻影响的其他一些古代文明遭遇了灭亡的命运，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文明缺少国家形态的发展载体，相应地其文化主体性也因国家解体而消失。这个逻辑表明，维系文化主体性关乎文明发展的长期性，文化主体性一旦消失，文明的根脉就会断绝。中华文化主体性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华文明的顽强生命力，使伟大的中华文明历经5000多年发展依然光辉灿烂，创造出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

第四，加强中华文化主体性建设以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为根本目的。从一般意义上说，中华文明包含古代中华文明和现代中华文明。古代中华文明因受近代西方文明的冲击而陷入困境。为了摆脱这种困境，先进的中国人曾努力向西方学习，也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但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情注定了西方文明难以在中国发展，近代中国没有建立起新的文明形态。中国共产党自建立以来，始终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中国共产党始终致力于“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以中华文化主体性为根基推动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领导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

第五，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文明建设提出更高的要求。中华文明发展面临新的课题。摆在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两大课题是：第一，如何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大潮中实现文明复兴、文化进步；第二，如何在5000多年中华文明基础上推动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两大课题以共同的指向形成内在的逻辑关系：文明复兴要求文明更新，文化进步以创造文明新形态为目标，文明复兴、文化进步的过程就是文明更新、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过程。文明复兴和文明更新、文化进步和创造文明新形态，要求把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回答中华文明发展的新课题紧密结合起来。

第六，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文明建设都以人民为实践主体。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强调，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体力量，文明的创造源自人民的文化生产活动。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明是这个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中华文化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国家意识。之所以说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就是因为文明和文化是汇聚人民主体力量的纽带。文明和文化记录历史的印迹，为人们提供认祖寻根的源头；文明和文化积淀先辈的智慧，为人们提供开拓前进的启迪。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阐释人民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性作用，认为人民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中华文化主体性和中华文明建设以人民为真实载体和实践依靠，人民决定着中华文化发展和中华文明建设的走向。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历经磨难，自强不息，从未放弃对美好梦想的向往和追求。”“没有文明的继承和发展，没有文化的弘扬和繁荣，就没有中国梦的实现。”中华文化主体性与中华文明构成同生共长、并存相依、互为印证的逻辑关系，这赋予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更宽广的文明维度。中华文化主体性承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中华文明给予中国人民为实现伟大中国梦而不懈奋斗的力量。坚持把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与发展中华文明相统一，推动中华文明创新发展，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题中之义。

问题一：怎样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历史遭遇？

中华文化主体性是涉及历史认知和民族认同的重大问题，为我们从文化层面整体性地观察中国和中华民族提供了重要路径。中华文化主体性首先表明的是“民族性”，中华民族这个主体决定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文化发展形成“主体性”，是指以民族为主体进行文化创造而表现出来的属性、品格和特征。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核心是人，人以群体构造形成文化主体性的内核。中华文化主体性的遭遇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要深刻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就必须正确认识中华民族的历史遭遇。

有一种模糊认识需要澄清，即认为鸦片战争后中华文化的衰败终止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近代中国向西方学习意味着中华文化丧失了主体性。这种看法是完全错误的。诚然，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灾难性打击，中华文明难以沿着原先的轨道继续发展，这是客观事实。但是，这绝不意味着中华文明的消亡，更不能说明中华文化主体性的丧失。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从未中断，塑造了我们伟大的民族，这个民族还会伟大下去的。”《学习纲要》指出：“面对近代以来的剧烈社会变迁，中华民族没有放弃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艰辛守护和不懈探索中赓续中华文脉，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这是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正确结论，“从未中断”“没有放弃”的中华文化主体性展现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这一突出特性。从所谓中华文明“中断”的观点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华文化主体性的“终结”，这在近代中国往往成为鼓吹“全盘西化”的理由，也容易助长历史虚无主义和文化虚无主义，必须加以澄清。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历史流变中，从无数艰难困苦中挺过来、走过来，“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世世代代的中华儿女培育和发展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提供了强大精神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绵延发展、饱受挫折又不断浴火重生，都离不开中华文化的有力支撑”。文化是民族生存的力量依托，是国家存在的精神底蕴。虽然近代以来帝国主义的侵略曾造成中国主权不完整，但无论列强在中华土地上如何穷凶极恶，中国人民都英勇顽强地加以抵抗，捍卫了中华文明，使之以国家形态接续发展，维系了中华文化主体性。总体而言，在西方近代文明的冲击下，中华文化主体性虽曾面临衰落处境但始终没有断绝，虽出现过裂缝但终竟没有断裂，虽经历过迷茫但从来没有放弃。这是对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正确认知。

问题二：怎样认识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创新实践？

习近平总书记精辟论述“两个结合”的内在机理，其中一个深刻思想是中华文明创新发展的要求提出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时代任务。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新的文化生命体为中华文化主体性注入新的内涵，形成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动力。

有一种模糊认识需要澄清，即认为文明形态的时代局限使中华文明难以进行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以农业文明为代表的古老中华文明无法适应现代社会。在近代中国的“古今中西之争”中，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讨论东西方文化时，往往以农业文明定义中华文明，以工业文明定义西方近代文明。这种割裂传统与近代的贯通关系的机械思维，使他们在文化取舍上难以作出正确选择。这种思维模式贯穿着把传统与现代对立起来的思想，内含着“西方中心主义”的理论逻辑。更应当指出的是，如何认识中华文明关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国外一些人戴着有色眼镜看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他们把实现中国梦解释成是为了恢复传统中华文明的历史地位，用“国强必霸”的错误逻辑来理解中华文明的发展，为制造“中国威胁论”提供依据。这种认识是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极大曲解。

人类历史发展规律表明，任何一种文明都是在一定场域中生成和发展的。在时空变化中，文明不仅经历了古代文明、近代文明、现代文明的历史时段性演化，经历了游牧文明、农耕文明、工业文明的内容构造变化，而且伴随着历史进程和世界变化，也发生了思想内涵、价值选择、表现方式等方面的变化。中华文明最先由古代中国人民创造，其固然是农业社会的文明成果，但也包含着中华民族祖先思考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中国与世界等各种复杂关系所形成的辩证思想，由此积累起来的成果具有普遍价值。西方文明固然是工业革命的产物，但也会因超越性的时代发展暴露出自身的滞后性，而且现实表明它已经难以解决当今世界发展带来的各种难题。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旨在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普遍价值的思想释放能量，从而建设与现代世界、现代价值、现代文化、现代生活相融相通的中华现代文明。这是对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正确认知。

坚持以大历史观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坚持以世界视野认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是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要求。中华文化既是历史的，也是当代的；中华文明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把握中华文化发展的主线，必须对中华文化主体性形成正确的认识；领悟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意蕴，必须从世界文明的传承和嬗替中得出正确的认识。只有正确认识中华文化主体性的连续发展，才能增强推动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文化自信；只有正确认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的现实要求，才能增强巩固中华文化主体性的文化自觉。